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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界對話(一):以社會創業作為信仰實踐



六十年代輔導學興起,英國有不少教牧將輔導應用在堂會的關顧牧養,又彼此交流實踐以後的神學反思。為了有平台以促進知識分享,他們終於在一九九四年成立「英國及愛爾蘭實踐神學協會」,提出所有神學都應該是有實用價值,讓生活更富有愛和更信實。協會每年舉辦研討會,又出版期刊。而在二零零五年的大會中,更擴大研討範圍至包括社會公義。


  實踐神學有兩種進路,第一種是定位於「在聖經之下」(Under the Text)。這是一般信徒對待聖經與實踐的態度。先釋經,後應用。故此這其實是「應用神學」(Applied Theology)。第二種是定位於「與聖經玩耍」(Playing with the Text)。先從當下的參與經驗開始,分析其中的因果關係;然後找出關聯經文,參考前人的釋經以了解不同的詮釋,但也假設釋經者會受所身處文明及處境、和個人專業知識所局限,故而再進一步以現代專業知識去發掘新的見解;然後應用新的領受去改良情況。就像新約時代的教父,重新詮釋舊約;馬丁路德重新詮釋甚麼是信仰權威;二者都是在轉移典範。英國的實踐神學是以這種進路為主流。今次三篇文章是分別以博夫(Leondaro Boff)的神學反省三步曲的看見、判斷、行動去討論社會創業對香港教會的意義。


香港教會的挑戰


  在二零一二年,香港公平貿易聯盟就「甚麼社群應該帶頭支持公平貿易」訪問了六百二十人,結果82%受訪者選政府、62%選公共事業、52%選慈善團體、49%選大專院校及中小學、31%選酒店業,而選宗教團體的只有27%,只比選金融業的24%稍勝。這個結果反映,香港市民會期望公務員、社工、及學者支持良心消費,但對教徒不會有期望。27%是包括所有宗教,故此對基督教有期望的人是更少。


  而在二零一四年香港的環球領袖高峰會中,六百多個來自不同教會的參加者選出「現今教會的最大挑戰」,包括教導離地、保守內聚、愛心不足和領導乏力。若果基督徒的信仰是要人人都尊耶和華的名為聖,就要思考如何化信仰為行動,以行動改變社會,贏取香港市民對基督教的欣賞,讓榮耀歸上帝。


香港社會企業的發展


  在一九七二年,英國社會學家賓士(J.A. Banks)首先提出社企的本體性定義,他認為社會創業家是應用管理技巧去造福社會。原因是當時商人運用管理知識去創新產品、市場、資源及商業模型等,從而降低成本,大量生產日用品,改善國民生活質素;當然商人亦從中賺取豐厚利益。賓士認為社工不應停留在做「好事」,而是要學習如何「做好」好事。造福社會是好事,是目標;但要「做好」這件事要有管理技巧,包括開創和領導的方法。


  根據民政事務局的解釋,社會企業(社企)是一盤生意,宗旨是要達致特定的社會目的,例如提供社會所需的服務或產品、為弱勢社群創造培訓和就業機會、保護環境、運用本身賺取的利潤資助轄下的其他社會服務等。社企所得的利潤主要用於再投資本身業務,以達到既定的社會目的。換言之,社企的基本目標是達致其社會目的,而非賺取最高利潤以分派給股東。


  自二零零一年開始,社會福利署資助慈善團體開辦社企,僱用弱能人士。二零零六年起,民政事務署開始資助開辦僱用弱勢社群的社企。二零一三年起,扶貧委員會屬下的社創基金,開始資助由個人、有限公司或慈善團體開辦社企扶貧、防貧或防止社會孤立。政府持續加強社創政策,是因為社創效益的可觀。


  自二零一三年前開始,港人對社會企業的觀感由負面轉為正面。首先是社企的9.3年壽命,比中小企的3.7年長得多。其次,社企因為其商業運作的乘數效應,一次過投入100元,每年平均的營業額是285元,扣除租金、購貨、雜費、普通員工的工資後,有48元是所聘用缺乏職場競爭力、來自弱勢社群的員工工資。因為社企的平均壽命是9.3年,所以弱勢社群在期內累積所得是446元。相比政府拿出100元的綜援,受惠者所得仍是100元。社企的扶貧效益是綜援的四倍多(參太廿五14-28)。


  另外,社企透過創造工作機會,令弱勢社群除了獲得工資(Cash)外,即財務資本;還可以提升工作能力(Capability),這是人才資本;擴展社會支持網絡(Connection),即社會資本;最後,這三種資本,加強他們對未來人生的信心(Confidence),逐漸脫離要依靠他人施予的不安。因著這些充權機制,他們可以過渡到公開職場競爭,融入主流社會,建立有尊嚴地生活的持續性。


  雖然社企在量與質都比派錢扶貧優勝得多,但社工需要學習營商和承擔虧蝕風險。香港的社福界由二零零一年開始摸索,差不多花了十二年才掌握當中的竅門。雖然仍然有抗拒學習營商的,但主流社福界已接受以受惠者福祉為優先考慮,心意因此更新而變化,明白開疆闢土是要付代價。

教會慈惠與社會創業


 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「二零一四年香港教會普查」顯示當下教會處境的尷尬,1,287間堂會的平均服侍貧窮人的支出,是堂會總支出的2.3%。作為比較,差傳和宣教經費是堂會總支出的6.5%。難怪被信徒認為內聚及愛心不足,而市民對教會不會有所期望。


  當下機遇是若以社企的乘數效應去扶貧,2.3%的投入會產生出10%的效益。讓受惠者在量與質都得益更大、更多和更持久。教會的參與亦彰顯在社會關懷上的領導力。社創活動會接觸受惠群體及其他持份者,其中由互動而產生的反思,會豐富講台的教導。


  教會教導的愛鄰如己,有如社福機構的做好事。但「做好」「好事」是否更合乎基督信仰?當中的重點是應否尋求行善效益最大化。另一個考慮是教會應否學習風險管理?這是對一千他連特的理解(太廿五14-30),也是對教會領導力的要求。做好好事看似理所當然,但「落地」去踐行的暫時不多。但借用耶穌的修辭方式(太五17),社會創業不是來取代堂會的慈惠工作,而是來成就教會的扶貧使命(路四18)。


  (「使命商道論壇」系列之二。作者為豐盛社企學會會長。)

 

原文刊登於: https://www.christiantimes.org.hk/Common/Reader/News/ShowNews.jsp?Nid=95879&Pid=2&Version=1514&Cid=641&Charset=big5_hkscs (2016年9月5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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